《两宋时期社会经济状况与货币简史》

      宋、辽、夏、金时期，我国的人民币收藏经济有了较高发展，这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积累的社会财富。 

      　　在宋朝，广大农民群众开垦大量农田，在山地、江畔、海边新创了圩田、山田、沙田。各地农民交流了培育水稻、麦、茶、蔗等农作物的经验，产量明显提高。水利工程的兴修，使数万顷贫地变为肥田，引水灌田和修固海防，既克服了缺水困难，保证长年灌溉，又挡住了风潮袭击，保障了农业的生产。宋朝手工业也很兴盛，造纸业和印刷业已迅速发展，火药被大量用来制造武器，纺织、火器、制瓷、制盐、矿冶等业无论是在原料的采集、生产工艺还是产品种类、数量上，都有明显的进步。手工业作坊和家庭手工业，也有很大发展，著名的徐州私营利国监共有36冶，每冶各百余人；东京的城乡个体手工业有所谓“百姓绣户”，朝廷裁造院绣造不及的物色，交绣户绣造，付给工钱。宋朝统一天下后，消除了割据的障碍，为商业交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。东京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，有真珠、匹帛、香药、金银、彩帛交易之所，“每一交易，动即千万”；晚间夜市至三更，到五更又再开张，市场非常热闹繁华；除商店铺席外，还有定期集市贸易。市场上有来自江淮的粮米，沿海各地的水产，辽夏的牛羊，洛阳、成都的酒，江、淮、蜀、闽的名茶，南方的丝织品，西北的石炭，河中和成都的纸，福建、成都、杭州的印本书籍，两浙的漆器，赣州的陶瓷器，各地的药材、珠玉、金银器皿等，日本的扇子，大食的香料、珍珠，应有尽有。当时，人民生活必需品盐、茶、酒实行官卖制度。官府向商行办赊卖、便钱务、邸店、质库。到了南宋时期，农田的开垦，水利的兴修，稻麦的培育，棉花的种植，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；兵器制造，造船业，制瓷业，纺织业，印刷造纸和矿冶，也有新的发展；城市集镇、商行、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很迅速。辽国的经济在汉族人的影响下也发展比较快。当时辽国农业以稻、麦为主，而辽国种植的西瓜是当时宋朝所没有的，后来从辽传入了中原，说明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交流。“万顷青青麦浪平”，“冲风磨旧麦，悬碓杵新粳”，生动地描述了辽朝农业丰收的繁荣景象。在辽国的手工业中，冶铁占有重要地位。在辽河边还有金矿开采、冶炼。现今出土的大批辽代鎏金和银制手工业品，有鎏金马具和车、饮食用具、各种首饰和佛教器物，既继承了汉族的传统手工技艺，又融合了契丹族的特有风格。辽国的纺织和制瓷业也有发展。辽国的五京是商业交通中心，设有南、北市，早晨在南市、午后在北市交易。宋、辽两国尽管有战争，但贸易往来仍十分密切。在我国西北的西夏党项族，原来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，随着同内地汉族联系的加强，农业、手工业和商业很快得到了发展。畜牧业是西夏的主要生产，以马、驼、牛、羊为主，随着少数民族和汉人的相处融合，西夏党项人也逐渐熟悉农耕技术，转牧为农，使西夏“耕稼为事，略与汉同”。西夏人使用的农具有犁、铧、镰、车、碾等，种植有稻、大麦、荞麦、粟、豌豆、黑豆、荜豆、青麻子等作物。西夏的手工业以畜产品加工为主，如鞣皮、纺毛线、毛褐、毡、毯等，也有了泥匠、石匠、木匠等手工艺人。西夏的盐池盛产青白盐。西夏的商业贸易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党项族住在银夏之北，千里不毛，贸易百货，主要用池盐和宋朝交换。从宋朝买进的有缯、帛、罗、香茶、瓷器、漆器、姜、桂、粮食、茶叶等；卖给宋朝的有马、牛、羊、玉、毡、毯、甘草、蜜、蜡、羚角、柴胡、红花等。夏宋商民的大宗贸易，在官方设立的场所进行，但私市交易也是有的。北方金国的经济在向封建制度的过渡中，社会生产和经济得到了发展。由于畜牧业的发展，马匹增加到47万匹，牛13万头，羊87万只，骆驼4千头，牧地9.8万顷。松花江、嫩江流域的土地已垦为耕地。农业生产工具相当齐全，铁犁铧分大小两种，铁镰有直刃细柄、曲刃裤柄和曲刃拔镰式三种，此外，还有锄、锹、鱼形铡草刀、双股垛*。由于奴婢的解放，手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，纺织、矿冶、制瓷、造纸印刷、火器制造、造船都有很大发展。由于畜牧、农业、手工业的发展，促使商业日益繁荣。辽、金、西夏等国虽然同宋朝时有冲突，但是在各个领域也深受中原文化经济的影响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也日渐加深。 

 

      　　两宋时期货币的流通情况的特点： 

      　　一是纸币的出现，在世界货币发展史上，中国是最早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纸币的国家。但是，我国古代从何时起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纸币，说法不一。有人说，周朝的“质剂”是券书，就已经是纸币了；也有人说，汉武帝时期制作使用的白鹿皮币，就是最早的纸币。其实最早产生的纸币，是北宋时期的“会子”。宋朝发行的纸币，有“会子”、“关子”、“交子”，金国还有“交钞”纸币。 

 

      　　北宋时期的纸币—“交子”、“小钞”等 

      　　我国北宋时期的“交子”，可能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。北宋初年，在四川地区只准流通铁铸钱，而铁钱的重量比铜钱更重。宋太宗淳化二年（公元991年），赵安易去蜀地，见“市罗一匹，为钱二万”，按照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铁钱重量计算，这二万文铁钱大约重120斤。可以想象，在当时市场上商品交换中使用铁钱是多么困难。人们感到流通中的铁钱价值不大，可是背在身上很重，在商业交往中非常不便，据说当时“小钱每十贯，重六十五斤，折大钱一贯，重十二斤，街市买卖，至三五贯文，即难以携持”。不但当时商人感到不便，就是官员和居民也都感觉不便，这就促使人们想用一种重量较轻、携带方便的货币来代替当时的铁钱、铜钱。《续资治通鉴》说：“(宋)初，蜀民以铁钱重，私为券，谓之交子。”北宋真宗年间。在四川成都地方，有16家富商共同发起，共同印制发行了一种“交子”，并开设了“交子铺”。当时，在发行的“交子”上印有木屋、人物图案，铺户押字，“各自隐密题号”，朱墨间错，难以伪造。但纸币“交子”发行后就出现了问题，《续资治通鉴》说：起初，发行“交子”，由“富民十六户主之”：当时的“交子”铺就类似今天的银行一样，它专门为商人保存现钞，并从中收取一定的保管费，“交子”也好像今天银行的支票一样，人们拿着“交子”，既可以到“交子铺”去兑换现钞，也可以拿着现钞，到“交子铺”左兑换“交子”：但是到后来，主持“交子铺”的富商，把“交子铺”的现钞有的挪用，有的吞没，人们手拿着的“交子”，却不能兑换成现钞，这样便引起了纠纷。到了宋真宗景德年间（1004～1007年），张咏在益州当划州，看到当时市场交换中用“交子”“*弊日出，狱讼滋多”，于是决定进行整顿，由“富民十六户”互相“连保”发行“交子”，“交子”的面值，按收入现钱的贯数临时填写；“交子”兑现时，扣下20文作为利钱收入。但“交子”户须向官府承担一定的义务和交纳一定的物税。尽管这样，“交子”户还是发了大财，“收买蓄积，广置邸店、屋宇、宝货”。当时“交子”发行没有固定的时间，没有固定的定额，发行了不少“交子”空券，这样一来，便造成“交子”膨胀贬值。到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（公元1008～1022年），由于“交子”发行中出现问题，在老百姓中间经常出现“聚众争闹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人请求政府把“交子”铺收归官营，并设置了“交子务”。但当时的官员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极力主张废止“交子”流通，并决定把“交子铺”封闭了。“交子铺”封闭之后，市场上买卖交易顿减，“贸易非便”：。到了宋仁宗天圣元年时（公元1023年），官府最终设置了“益州交子务”。从这时起，“交子”便成了法定货币，在市场上与铁钱同时流通使用。北宋时期发行的这种“交子”，一直延续使用到南宋。 

 

      　　纸币“小钞”发行、流通时间只有三年。据史籍记载，北宋徽宗崇宁五年（公元1107年），朝廷发行一种纸币，名曰“小钞”。朝廷用这种“小钞”来收兑“当十”的铜钱，当时这种“小钞”的面值是“一贯”。这种“小钞”在市场上流通的时间不长，到了北宋徽宗大观三年（公元1110年），朝廷命令“小钞”全部作废，前后时间只有三年。尽管这种“小钞”在当时市场上流通时间较短，但是从史书上看，“小钞”流通使用的地区要比“交子”流通使用的地区广泛得多，因为它是朝廷面向全国发行的纸币，而不像“交子”只是四川地区发行的纸币。 

 

      　　北宋、南宋时期的另一种纸币—“关子” 

      　　古时候，官府相质的文书称做“关”，是通知支付、给领的意思。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是提取钱币的一种凭证，当时可以把这种“关子”凭证。作为买卖转让：到了南宋高宗绍兴元年（公元1131年），朝廷屯兵在婺州，水路不通，军部运钞不方便，便在婺州发行一种“关子”，这种“关子”和唐朝的“飞钱”一样，是汇票性质，当时可凭“关子”到杭州、越州领现钞。后来，人们把“关子”作籴本，这就变成了纸币。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（公元1158年），朝廷印给淮西、湖广两总领“关子”80万缗，作三年行使；印给淮东总领“关子”40万缗，作二年行使。公元1159年，南宋绍兴二十年，“复出诸军见钱关子300万缗，听商贾以钱银请买”。由此可见，这种纸币性质的“关子”，北宋、南宋时期，在市场上流通转让的时间很长，范围也比较宽。 

 

      　　南宋时期发行的纸币有“会子”、“川引”、“淮交”、“湖会”等 

      　　1．“会子”。南宋高宗赵构后期，京城临安富商印制“便钱会子”在市场上流通。后来，这种“会子”改由官府发行。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（公元1161年），官府按照四川“交子”的办法，设“行在会子务”，正式由政府发行“会子”。“会子”分一贯、二贯、三贯三种，在东南各路市场上流通，所以又称“东南会子”。后来，政府又增印发行二百、三百、五百文三种。 

 

      　　2、“川引”。南宋时期在今四川地区发行的“交子”，通称为“川引”，分为一贯、五百文两种。 

      　　3．淮交。通行于两淮地区，所以称作“淮交”。南宋孝宗时期，政府印制了二百、三百、五百、一贯4种“会子”，金额为400万贯，允许在两淮地区流通使用。南宋光宗绍熙三年（公元1192年），政府规定“淮交”每贯值铁钱720文，期限为3年一界(期)。 

 

      　　4．湖会。通行于今湖北地区，所以称作“湖会”。南宋孝宗时，政府发行“直便会子”700万贯，允许在湖北地区流通使用，分为五百、一贯两种。后来，政府又规定扩大流通范围，允许在京西和广南流通使用。 

 

      　　南宋政府发行纸币“交子”，其目的现在看来好像并不是完全出于市场流通的实际需要，而是为了达到弥补政府财政赤字(亏空)的目的，因为当时的政府，并没有在发行铜钱、铁钱之外，又有发行大量纸币的经济基础。据史书记载，南宋理宗时期政府财政赤字较大，国库储存“空竭”，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困难，专门设置“撩纸局”，“撩纸局”就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，赶印、增印“交子”纸币。 

 

      　　二是两宋时期在货币流通上除了出现纸币外，辽、夏、金初期，都是通用宋朝的铜钱。这就是说，宋朝铸造的货币，在辽、夏、金的市场上，都可以流通使用，这也是当时货币流通的一大特点。 

 

      　　辽在有自己的自铸币之前都是用宋朝铸造的货币。公元916年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，但是历史上形成的辽、宋经济联系，并没有由于辽和宋的政权并立而断绝。据史书记载，辽、宋并立之后，双方贸易往来日益频繁。经济上的联系和货币的通用，大体上通过三个途径进行：一，宋、辽之间往来赏赠。每年年节，皇帝、皇后生日，总要互相祝贺，赠送财物、钱币。二、宋、辽由官方设立并管理的榷场，都要固定地进行贸易，交换商品，交换货币；三、宋、辽边境居民私人交易。当时宋、辽在榷场之外，有的商人越界去对方境内贩运谋利，有的通事(翻译)、使臣私相交易，有的通过各种走私贸易，凡此种种，都在不断地进行货币交换。 

 

      　　夏在有自铸币之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，都是使用宋朝铸造的货币。公元1032年，夏景宗元昊建立夏国，元昊的父亲德明王，早在公元1007年就派使臣和宋朝商谈恢复两国的贸易，当时宋答应正式通市。这样，宋朝铸造的货币，大体上通过三种形式在夏国市场上流通使用：一是进贡和赏赠的形式。夏朝每年名义上向宋朝进贡马、羊等，而每年都要以此换取宋朝的回赐，公元1006年，宋朝一次赏给夏朝德明王钱币2万贯，还有一些财物，夏国派到宋朝的使臣入境后，可以同宋朝的富商做生意，交换货币。二是在宋、夏官方设立榷场贸易的形式。宋朝于公元1007年在保安军置榷场。三是私市的形式。有时宋朝与夏国关系恶化时，宋朝就下令禁绝一切贸易和商品货币的交换，但，当法禁稍一松弛，夏宋的边境居民，就私下进行贸易，时间一长，就连宋朝的边防军官也同夏人做贸易，无法断绝，所以两国的货币交换总是连绵不断。 

 

      　　金在有自铸钱币之前，都是通用宋朝铸造的货币。公元1115年，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。金建国后攻破辽国，继续南侵，灭北宋，侵掠南宋。直到金太宗和金熙宗的时候，金朝都没有铸造自己的货币，在广大的市场上完全流通使用着宋朝铸造的货币。这里面有三种情况：一、原来辽统治下的东北部区域，自上京路、辽东路、咸平路，东到大海，北到北方边地，是金朝建国前后占领的地区，这里包括女真各部落的住地，也还有原在辽统治下的大批契丹等族，他们在社会经济交往中，辽发行的货币已经不能再流通使用，只有宋朝铸造的货币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使用；二、自辽上京临潢府以南，直到河北、山西燕云十六州地区，这些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汉族，长期以来这里就一直流通使用宋朝铸造的货币，由于当时金还没有来得及铸造自己的货币，当然只好沿袭流通使用宋朝铸造的货币；三、北宋统治下的淮河以北包括陕西的汉族地区，原来就一直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流通使用宋朝铸造的货币，当时金既没有自己铸造的货币，又没有不允许流通使用宋朝铸造的货币，这样就在广大的市场上继续流通使用宋朝铸造的货币。 

 

      　　三是在宋代，围绕着货币大做文章，官僚、地主为了增加剥削收入，政府为了从百姓手中得到更多的收入，解决财政赤字，便在发放高利贷上搞了许多五花八门的形式。像初期的高利贷、茶叶预贷、赊买、南宋的官钱和地租高利贷等，政府想尽办法盘剥老百姓。 

 

      　　北宋初年流行的高利贷。宋太祖建国后，实行官田、官员占田、地主庄田制，官僚、地主占有土地，便以租佃方式剥削佃农。伴随着租佃关系的发展，官僚、地主通过发放高利贷来发家致富。当时的官僚、地主每年借给农民的粮食、钱币，都要收取两倍到三倍的利息，有的要农民的子女去做“佣质”（当抵押）。农民冬春从官僚地主那里借来粮食、钱币，用收割的夏麦偿还；夏麦还了本息债务，春秋再向官僚、地主借粮、借钱币，再用冬天收割的粮食偿还；农民还不起债，交不起租，官僚、地主再把欠债、欠租作为借贷加息，这样，农民年年要借钱，债息永远还不清，农民世世代代无法挣脱剥削。此外还有茶叶预贷。北宋太宗时期，对人民生活必需品盐、茶、矾、酒，实行官卖，又称专卖。政府向茶园户收购茶叶，规定一个定额。政府每年向茶农收购茶叶的钱，在茶叶没有出境之前，预先借给茶园户，这叫做“本钱”，然后再加上百分之二十的利息。到了产茶季节，政府收购茶农茶叶时，再从收购的茶叶中，把预借给茶农的“本钱”和利息全部抵扣完。这实际上是政府通过向茶农“预贷”的手段，来剥削茶农，增加政府的收入，如此等等。 

 

      　　南宋初年，每当农村里的自耕农因破产而投*地主时，地主就想方设法，“邀其假立文约，领钱”，官府和地主勾结，利用借债来束缚佃农，在官府、地主“倍称之息”的剥削下，农民债务春借秋还，秋借春还，本加息，息加息，日积月累，天久日长，永远也还不清欠账，到时官府、地主就把农民的房屋、农具、耕牛、种子、口粮用来抵债，有时甚至强迫农民的妻女作奴婢。南宋的官税钱也比较多，和北宋比较，又新增三种：一是经总制钱。南宋政府规定，凡买卖田宅、酒糟，以及一切民间钱物交易，交易额每千文政府收30文，后又增加到56文：据史书记载，当时“经总制钱”全国每年计划收入2000万贯，实际可收到1000万贯到3000万贯。二是月桩钱。南宋初年，政府命令各地州县按月按计划交纳月桩钱。南宋宁宗时，每年可收到390万贯。当时月桩钱名目特多，有面引钱、纳醋钱、卖纸钱、户长甲账钱、折纳牛皮筋角钱、两讼不胜罚钱、即胜喜欢钱，等等。三是版账钱。南宋初年，每年可收到10~20万贯，这完全是一种“率皆无名，凿空取办”的苛捐杂税。 

 

      　　在南宋末年，是中国各族人民生活最困苦的年代，苛捐杂税、纸币贬值、钱银外流等等，加上从公元1194年黄河三次大决堤，到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，这是第一个四十年中国各族人民大遭难时期；紧接着从公元1234年南宋政权腐败，到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，这是第二个四十年中国各族人民大遭难时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南宋及金国政权货币制度的最后崩溃，也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。